23/10/2021
請不要重蹈日本政府錯誤的長照政策尤其預算來源,日本人白天在工作、晚上照顧家人的「隱形照護」人數已高達1,300萬人，且過去十年間，因照顧家人而被迫離職的人數每年至少有8至9萬人。最新的數據顯示，目前「看護離職」的人數更攀升至每年10萬人，對於企業經營與國家經濟都造成相當大的影響。為了解決日本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問題，2019年九月日本端出了的安心社會保障，就是要打造一個「零看護離職」的長照服務，希望在2020年初可以提供50萬床的養護需求，同時也考慮比照育嬰假，將照顧假的薪資補貼由40%拉高至67%。
然而，日本有超過600萬的老人極需長照支援，但是標榜「在地老化」的居家服務與日照中心卻面臨了照護人力短缺的窘境，再加上過去對於引進外籍看護的門檻設限過高，使得人力不足的問題更為嚴重，預估至2025年時將達到38萬的人力缺口。
此外，居家式、社區式照顧形式也是導致家屬下班後還要「接手」擔任「隱形照護」的原因之一，甚至因為給付的服務不足而淪為「居服離職」一族。目前約有52萬的老人正在排隊等待入住廉價的養護機構，日本政府政策緩不濟急，一些獨居的老人、夫妻只好在提供臨時住宿的日間照顧中心間「流浪」，變成「照護難民」，即使有幸等待到機構的床位，有些老人的年金還是不夠負擔機構每個月的費用，只好拋棄不動產，藉由申請社會救助來補足差額。
有日本學者指出，當老年人口達到10%時，長照將成為社會問題。日本的老年人口在1985年時來到10%，卻一直等到2000年、老年人口達到17%時才實施長照保險，不僅政府的財政壓力大增，因長照而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趨複雜。
日本目前的長照支出約占GDP的1.4%，其比率已相當接近OECD國家的平均長照支出，卻仍無法減緩「看護離職」與「照護難民」的發生，對於遏止「照護殺人」的長照悲歌相當的無能為力，以2007年為例，日本因照顧壓力而殺人或自殺的事件有560件，2010年時卻增加至706件。
反觀台灣，目前我們的老年人口已超過12%，三年後將變成14%，十年後更將來到20%，未來我們必須付出多大的代價，才能避免重蹈日本長照的覆轍？無奈的是，我們不僅無視於長照已成為社會問題的迫切壓力，執政黨甚至還樂觀認為透過微薄稅收來做長照預算，以及「公共化」的居家服務、社區照顧可以完全取代家庭的長照責任異想天開做法放棄用全民健保附加的長照保險,好的政策放在抽屜裏面只因為不同政黨把社會福利泛政治化。
根據OECD的資料，日本是少數未提供「普遍性」現金給付或照顧津貼的國家之一，部分的原因是認為，現金給付會導致婦女被綁在家中照顧老人、無法外出工作。國內也有婦女團體反對現金給付，甚至連長照保險都反對。然而，不僅實施長照保險的荷蘭、德國、盧森堡、韓國有提供現金給付，就連採行稅收制的瑞典、挪威、芬蘭也都有津貼等現金補助，鼓勵家屬提供照顧服務、彌補照顧人力的不足。少數專家、學者不願面對大部分國家皆面臨長照人力短缺的事實，偏執跟隨日本經驗，恐將造成有長照需求的家庭面臨更嚴峻的經濟壓力。更令人不解的是，有人反對外籍看護、現金給付，卻又鼓勵外勞提供「義務性」的照顧服務，難道照顧家人變成是外勞的「天職」嗎？本人理念強調在地鄰里相互照顧解決長照人力不足的方案願長期在各鄰里推廣。
再說，日本也是五個實施長照保險的國家中，唯一沒有全民納保的國家（40歲以上才參加），而國內也有學者主張，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失能、民眾繳了保費卻用不到，或是年輕人繳費的意願並不高等做為反對開辦（或是立即開辦）長照保險的理由，甚至還有人為企業的負擔叫屈。可是我們目前的平均家戶約有2.79人，以80幾萬的失能人口計算，受波及的人口至少也有200萬人。顯然，失能不只是個人問題，也不該只是老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家庭、社會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更遑論即使是年輕人也還是會有失能的風險，也同樣都有照顧家人或是被照顧的權利與需求，當長照成為社會問題時，照顧員工難道不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最後，依照衛福部的推估，我國目前「隱形失能」的人數已高達131萬人，受影響的工作人口（隱形照護）也有230萬人，其中有13.3萬人因此離職、17.8萬人選擇請假、減少工作時間，或彈性調整工時。隨著人口快速老化，日本的殷鑑不遠，如果我們現在還不肯下定決心、防患於未然，未來就只能任由長照悲歌不斷在媒體上出現。
中華長照發展協會理事長/
畢可明
